严永清:作为辅仁人,我感到自豪

       【小编按语:本文作者严永清先生系辅仁1952届校友,文章写于2007年辅仁九十校庆前夕。严先生在高二时即参军,进入中国医科大军药班学习,曾任中国药科大学副校长。】       


        我离别母校辅仁中学已经50多年了,抚今忆昔,往事历历在目。从一个10多岁的青少年到现在已是古稀老人,但我始终以辅仁是我的母校为荣。感恩母校对我的教育和培养。


        1. 一定要考上辅仁中学

        我1934年出生在上海,1946年在上海徽宁小学毕业时,跟随父母全家迁无锡,当时由亲戚把我安排到省锡师初中部学习,1949年初中毕业时,父亲要我考辅仁中学。

        记得1949年升学考试是各校自行组织招考的。各校考试时间不一,按照考试时间的先后,选择了3所学校,一是当时的私立无锡中学(后改为市三中)、二是市中(后为市一中),三是辅仁中学。当我先后被私锡中、市中录取后,父亲说:“考上这两个中学还不希奇,有本领就要考上辅仁中学”,这是我第一次觉得有了压力,感到辅仁肯定很难考上。

        我母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我也一直跟母亲去圣公会做礼拜,圣公会当时有位美国老太是传教士,是唱诗班弹钢琴的能手,她很喜欢我,曾多次对我说:“初中毕业后一定要考上辅仁中学,如果辅仁毕业后,我保送你去美国上大学”。这留给我的印象很深。

        父母和圣公会都认为辅仁中学好,我就下决心非考上不可。经过努力,终于被录取了。记得在发榜那天,母亲要和我一起去看榜,我不肯,坚持要自己一个人去,就怕没被录取,太丢人了。当看到榜上正取名单中有我时,激动得跳了起来。还没有入学,自豪感已经充满胸怀。


        2. 老师德业双馨,教学水平高超

        我进校时,辅仁中学在田基浜将军桥畔,学校外观并不起眼,教学设施更不象现在那样齐全,教室简陋;没有标准的体育场馆,仅有很小的一个操场,篮球场就在我家门口(当时我家住在田基浜,学校篮球场边),就是这样一个外表不起眼的学校,在当时就已经是青少年梦寐以求的著名学校了。

辅仁的名气和人气不是靠宣传和炒作出来的,而是靠德高业精的教师队伍和培养出优质人才而得到社会公认的。这也是我个人的深切体会。当年教我们生物课的许志仁老师,讲课声情并茂,深入浅出,对我后来的医药学科学习有重要的启蒙;李谷村老师的课显示了他丰厚的知识和教学经验,对学生要求既严格又贴切关心;张老师的英语课也是我最爱听爱学的课程,他的发音准确,抑扬顿挫,并一再告诫我们学英语一定要敢说敢讲,这些教诲对我后来学俄语、日语都有很大帮助;田广春老师的地理课教学使学生兴趣盎然,使我从讨厌地理学变为喜欢地理学。

        我高二下就参军了,1951年1月,我们先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军事政治系学习三个月,然后抽调我所在的十分队及另外各分队抽一个班,共200人左右考数理化3门课,当时不知道考试原因,都尽量想考好。考后按成绩宣布了120人到医大药学院学习,我和须芸娟同学都在其中。在我们军药班中,有不少已是上过大学二三年的大学生,其他大多是高三生,少数是高二生,但我们两人的学习却从未落后于他们,这也说明我们在母校一年半的学习基础是扎实的,也正是母校老师高超教学水平的证明。


        3. 母校对学生进行“爱国甚于爱家、更甚于爱自己”的教诲,终身难忘

        母校的校训“明道进德”,让学生牢记在心。1950年,无锡解放的第二年,社会尚不安定,反动叫嚣颇多。下半年,美国又发动了侵朝战争,人民生活困难。这一年里,我记得有两件事,母校对学生进行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校领导曾做过动员,提出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爱国甚于爱家,更甚于爱自己”的要求。一是学校开展了“救济清寒同学”的活动,无锡市学联号召组织文艺义演,辅仁也组织了几个节目,其中一个独幕话剧“出路问题”被市学联选中参加了全市义演,当时,我和高三的江培、童帼奋同学都参加了演出。二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号召青年积极参加军干校,全校同学热烈响应,我们五二届同学都争先恐后,踊跃报名,记得最后全校获准参军的有21人,其中五二届的有我和祝静修、陈振玉、萧承祖、宋藩生、须芸娟等,人数接近全校的三分之一。当时,辅仁全校同学义愤填膺、热血沸腾,为了祖国的尊严,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辅仁的学子们毫不犹豫地投笔从戎,愿把青春献给祖国,这也正是辅仁人“明道进德”的生动体现。


        4. 我以辅仁为荣,我努力为辅仁争光

        我怀着理想考进了辅仁,母校又把我送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革命大熔炉中锻炼培养,我永远不会忘怀母校和老师的恩情。虽然我没有为党、为国家、为母校做出什么丰功伟绩,但是,我努力了,在平平淡淡的学习和工作中,我尽力了。无论在顺利或困难的情况下,我都尽心了。

        在我年轻的时候,曾有两件涉及母校而使我受到委屈的事,我顶住了,捍卫了母校的尊严。

        第一件事。参军后,经过四年的大学生涯,120人中的88人于1955年顺利毕业了。毕业时,学校宣布军委决定,派遣20人到地方工作,我是其中之一,当时思想上很不愿意脱下军装,但服从祖国需要是军人的天职,而且当时惟有我一人分到了我国最早建立的高等药学院校——南京药学院工作。在参军后的学习期间,我各方面都很积极,多次要求入党,但毕业前未能如愿,我只认为是自己不够党员条件,毫不气馁,到南京药学院工作后仍积极努力。1956年9月的一天,拟作我入党介绍人的一位老师找我谈话,突然对我说在我档案中记载着“此人与帝国主义分子有联系,不得入党”,要我向组织交代清楚是怎么回事?当时对我来说,正如五雷轰顶,不知如何回答。我想,参军时,我仅16周岁,从未涉足社会,怎会有此事。经几天思考,突然想起,我只有在参军后组织要求每人写自传,要向党组织忠诚老实,我就把自己想过的、做过的都写进自传。为此,我把在本文第一节中写的关于圣公会美国老太对我说过希望我高中考进辅仁的话写进去了。我认识的外国人仅此一人。我不认为美国老太是帝国主义分子,辅仁中学也不是帝国主义办的学校。这些想法汇报后组织派专人到无锡进行了调查,确认了辅仁中学是无锡名校,那位美国老太在无锡解放时已经病逝。从而否定了原结论,在当年12月批准我入了党。

        第二件事。1966年文革期间,当时的“造反派”曾连续多次拷问我:“你为什么要进辅仁这样的教会中学?”“为什么要从无锡参军去沈阳?”“参军的目的和到沈阳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派遣你去部队做特务间谍的?”……我坚决否认,始终是一句话:“真金不怕火炼,你们可以去调查”。最后还是挺过来了。


        50多年的风云变化,经受了磨练,在革命队伍中成长,困难和挫折使我更坚强。作为辅仁人我感到自豪,也以一生的努力想为母校争光。借母校九十华诞之际,我要向母校说一声,我没有辜负母校的期望;我要向已故的老师和现在的所有老师道一声,衷心的感谢老师对几代学子付出的心血,你们的心血通过万千学生的成就,体现了老师的伟大。今天,母校发展壮大了,我们老一代的学子们感慨万千,难以用语言表达心中的激动和愉悦,我只想说一句,亲爱的母校,我永远是您的学子,您永远是我为之自豪的母校。我衷心祝愿母校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