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永之我师

萧国兴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读中学,适逢汉语、文学分科试验,文学课本上有屈原所著《涉江》、《国殇》二篇。

     大概因为有注解,大意能看懂,业师钱永之公略讲几句,就用无锡方言开读。但见他反剪双手微微垂首,在黑板前的空地上踱过来踱过去,时不时托一托高度近视镜的镜架,于是,琅琅的书声就在屋宇间不绝震响了。抑扬顿挫中,《国殇》的悲壮,《涉江》的悲愤,充盈整个教室,学人的情绪受到感染,化为一种青春躁动而韬光内敛的忠烈气氛。

     翌年,钱师开讲司马迁的《屈原列传》,仍然以读为主,十分动情。屈大夫“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遭际,在众人心头激起巨大的波澜,产生了急欲拜读《离骚》以解屈子衷情的强烈冲动。

     从此,我成为一名楚辞爱好者,屈原的崇拜者。也从此知道,不仅韵文而且散文都可以这么读。

     他的读,实际是背书,声情并茂,不像唱歌,不像念经,那叫什么?钱师说,叫做“叹文章”,跟唐先生学的。

     原来,永之公三十年代中入上海光华大学前,已卒业于无锡国学专修馆,其时讲席首座唐文治先生几近双目失明,上课主要靠背诵——“叹文章”。永之公受其影响,离校后数年如一日晨读三四小时,寒暑不辍,为此满腹诗书,年既老而不衰,“童子功”不减当年。
     
     
这些年来,在一片“国学热”中,无锡国专成为频频出现于学界的主题词,而当年唐老先生兼任校长的中学里,在唐老再传弟子的带领下,莘莘学子开始练习“叹文章”,这种读法则被命名为“唐调”,颇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但我又觉得,读书与评弹、地方戏曲范畴不同,与其以“调”相称,莫如直白“唐叹”,可能更贴切也更个性化一些。
     
“唐叹”有无师承,与三味书屋里寿镜吾老先生的念法是否同属一个祖庭?我以为毋庸考证。“叹文章”,实际上是自由腔,无须工尺谱,比如唐老先生吟的是太仓官白,寿老先生哼的想是绍兴土话,然而一样能浸沉其间,含英咀华,一样能双边交流,自得其乐。既如此,怎么“叹”都不是问题,只要自由自在,自娱自乐就行。跑题了,就此带住。
     
     
从教以后,红氍毹上再拜永之公为师。师嘱读经典须“叹”,初叹寓目,再叹上口,三叹入心。
     
于是,我以二十来个早读,总算把《离骚》“叹”熟,一来是资质鲁钝,人一能之我十能之,懈怠不得;二来是听信了朱熹老夫子“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箴言,恪遵不误。

     然而,百遍满了,超了,“其义”却并未一五一十地“自见”出来,怎么回事?

     永之公告我,这句话并非朱熹原创,典出陈寿《三国志》,在其《魏志》的王肃传、董遇传里均有此等表述;这句话也并非朱子的全部意思,他不过是将多读复读之必要极而言之,后学但需领会精神足矣。实际情况是,读书和理解能够互动,却不能相互替代,更不能偏废一端。否则,何以解释朱熹为帮助读者所作的众多著述,包括那部用心甚多的《楚辞集注》?何以解释两汉以来那些汗牛充栋的楚辞文集和论著?言语及此,钱师语重心长道,余读书不可谓不多,所憾者消化不良。你要引为教训,入乎书,出乎书,书乎书也。

     刚有些明白,正学步登门渐入佳境的时候,突遭急风暴雨,一夕之间沦为异类。

     其时,权力人士动员钱师对我口诛笔伐,钱师坚如磐石,不为所动,但说“他是我往日之学生,今日之同事,明日之希望。我看着他长大,他如果是小修小反,老夫岂不成了老修老反?!”

     权力人士哪肯罢休,诱胁再三,钱师不堪其辱,悲愤交加,脱口“叹”道:“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凰在笯兮,鸡鹜翔舞(《怀沙》)”。言毕痛哭不止,宁死不从。

     那头莫名所以,面面相觑,悻悻而去。

     钱师的高风亮节,是友人后来告诉我的,至于钱师从未向我透露一星半点。从此,我对恩师更加敬重,对楚辞更加钟情。然而,当时情势哪容我捧读《离骚》。

     直到70年代进藏支教,才与楚辞续缘。暌违多时,一番温习,居然能将《离骚》一气背出,这就是当年“叹文章”留下的好处了。

     然而,《离骚》其义尤其是细致入微处仍然不甚了了。于是,再下笨功夫,将王逸原注、洪兴祖补注、朱熹集注、郭沫若译本以及游国恩、陆侃如、马茂元诸家之说铺在桌上,比较异同,择善而从,写点心得,《山鬼的形象及其他》就是那时的一则札记。

     起先甚为从容,想象着闻一多先生引王孝伯语“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的浪漫劲儿,亦颇潇洒。尔后风云骤变,圣洁安宁的雪域高原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返乡以后奉命从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潜心于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无暇顾及个人志趣。知天命至耳顺年间,在赵朴初大居士支持和指导下,偕同仁草创灵山胜境,涉足旅游,接触佛学。

     退休以后,助人编书修志办刊,捉空写点武侠之类应景文字。

     岁月倥偬,久不得闲,这两年终于消停下来,得以静心向学,重拾旧好之楚辞。其间四五个月光景,因不慎跌损卧床疗伤,所幸尚允读书看报,能够从容翻检闲置多年的《十三经注疏》,恶补诸子十余种,旁搜远绍,为我有关立论充实甚为可靠的依据,诚一快事也。

     念及当初永之公晨间赴校雪地伤足,住家静养犹自手不释卷,一咏三叹,不由肃然起敬,感奋自励。往事如昨,师容宛在,几近一个甲子,直似白驹过隙矣。

     楚辞距今二千多年,愈来愈是遥远的风景。小说家张炜在《楚辞笔记·前言》里慨然发声:“屈原的形象被凝固在善意的诠释和平庸的转述之中。几片艾叶几只龙舟,似乎成了全部的屈原。”张炜先生的感言,不经意中道出了楚辞生命之树长青、诗人屈原精魂不死的事实,同时发出了承传这笔灿烂的文化遗产亟需深化和普及的呼吁。

     楚辞博大精深,“入乎书”固难,“出乎书”更属不易。于是我想,能否在学术性与可读性、高端化与大众化之间找到一种传播方式,为此不揣浅陋,作了初步尝试,是为《诗祖屈原》,如同粗茶薄酒供奉于屈大夫在天之灵前,同时将此迟缴的答卷呈献以96高龄善终归天的永之我师。

      2014128日初

      2015927日修改

【本文作者萧国兴先生为辅仁1958届校友,毕业后曾留校任教。此后担任过无锡市委秘书长、马山区委书记等职。文中深情缅怀的钱永之先生系辅仁中学语文教师,1949年起执教于辅仁,直至1975年退休。】

钱永之 语文教师

萧国兴  语文教师  1958年留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