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仁情结

母校:人生拐点一盏灯

胡治华 我们1958届高中同学,好多在辅仁-二中度过了6年黄金般的生命奠基期。 不曾想,就在毕业前后,我遭遇了首次人生急转弯。 那是酝酿报考大学的时候,1958届4个班级14名同学被分别告知填报免试保送的志愿表,其中意外有我。说“意外”,是因为家有海外关系;而58年正处反右斗争之后,大跃进热浪滚滚:保送带给我的是莫大的惊喜。我素爱文科,选志愿不假思索地把名校的法语、新闻、教育专业摆在头里。当时我正和萧国兴等同学联手编着年级小报《走向生活》,不变的主题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但一进入保送名单,我对著名学府的憧憬不由慢慢填满了心扉。 梦的警醒,已是临考前的半个多月。我,萧国兴,还有另一位选理科的同学,未能通过政审,须马上准备参加高校入学统考。三人似乎都有亲戚在海外。找我谈话的是班主任潘承筠老师。她一口上海话从来利索流畅,这回却欲言又止。她说事情出乎学校意料之外,说虽然时间很紧但我完全可以凭实力拿下考试……我震惊,痛苦,还感觉到学校承受的压力。 通宵无眠。希望并没有泯灭。我完全不怵考试。进不了一流学府也总可以上所较好的大学,至少可以读较好的师范院校。读师范我乐意:从高一起我就当少先队“小辅导”,1956年曾被教育厅表彰为全省最年轻的辅导员积极分子。 然而,降格以求的愿望也碎了。到了大学发放录取通知的时节,一批又一批,一拨又一拨,功课一般的同学也有了着落。那时没人家里装电话,传递信息靠热心的同学走家串巷。捱到全部大学发榜结束,我和一些“家庭社会关系”存在问题的同学,就是得不到任何音讯。大热天窝在屋里,心头像灌进了铅。晚上做梦,人被浓白的雾紧紧箍住,走到哪“雾罩”跟到哪。生平第一次,我懵了。 “懵”也只是一时,生命奠基期中母校播下的自强火种并没熄灭。8月中下旬,我与汪鼎麟等同学开始摸索求职自学之路。此时,又一次的意外降临了:母校老师亲自跑到家里,交给我一份用工整的毛笔书写在黄色毛边纸上的留校任教报到通知。 教导主任浦漪人安排的课务是:初一语文,当初一乙班班主任。另一位留校的是功底和意志力胜过我的萧国兴,教政治,也担班主任。 母校对她的学子竟是如此关爱,如此信任!心头的雾罩掀开了,新的希望、新的力量潜滋暗长。带班不怕,可没几天功夫就要教语文是道大考题。我想起了只比我们早一个月接触俄语、最后却领大家用三年达到大一俄语水平的英语老师沈制平,又追忆从初一邢子毅到高三钱永之每位语文老师的特色,以及其他各科优秀老师令学生钦佩的绝招,底气上升,我日以继夜地投入了备课。 拐点未尽。开学后半个来月,正当自己进入角色开始同初一新生产生情感交流的时候,一份无锡师范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不期而至。当时,大兴地方办大专院校之风,国兴、鼎麟等也被其他地方师专录取。留,抑或去?学校完全任我们自行选择。我倾向于就学。母校6年养成了我们的自主学习能力,新校条件再差,整整两年的学习时间却是可以自己支配的。 国庆前夕,拿到人生的头份月薪,向校长老师学生道别。支部书记夏寒同我促膝谈心。夏书记自己以没有上大学为憾,赞同我求学的抉择。言及保送,他毫不掩饰惋惜之情。烙在我心中的是这些忠告:“一帆风顺并不好,挫折更加锻炼人。”“碰到难题向最坏处着想,往最好处努力。”“出身无可选择,行动能够证明自己。” 10月6日,我去师专报到。忘不了母校的嘱托,两年时间我学完了中文本科的主要课程,写成参与《琵琶记》论争的毕业论文。1962年2月,我与各地高校学生代表一道参加全国学联第十七届代表大会,在中南海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1963年5月,我作为无锡师专脱产进修教师,在南京师院中大楼阶梯教室,向中文系大三同学讲析杜鹏程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受到导师朱彤教授好评……每一个脚印,都会勾起我对慈爱母校的无尽感念。 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几十年风风雨雨,一次次人生急转弯,母校辅仁,始终如一盏街灯,矗立在十字路口,激励我永存赤子之心,驰而不息,为而不争。 【本文撰于2007年,作者胡治华先生系辅仁1958届校友,曾任无锡教育学院副院长。】胡治华,1958届校友,教育专家

两位女师尊

萧国兴 俗话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颇幸运,在二中读书时数理化方面屡屡际遇名师,获益良多。 其中两位女师尊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一位是执教代数的周永菊先生,一位是化学老师潘承筠先生。 我高一、高三的代数课都是周先生教的。  周先生上课,一般程序先是她讲学生听,接着用一定时间让学生阅看教科书相关内容,最后她再用两三分钟要言不烦地提示一下重点、难点,此时下课铃声也就响了,整堂课就像是掐着秒表设计好的。  她布置的课外作业,多为巩固教材内容熟练技巧的,也有一定难度需要拓展思维的,只要是上课专心的同学都能得心应手,应付裕如。  后来,我当了教师,才知道这叫做精讲多练,循序渐进。精讲,突出基础知识;多练,训练基本技能;循序渐进,就是堂堂清,段段清,既能一本厚书看到薄,又能纲举目张统全书,从头至尾了如指掌。同时也知道,一个教师若不吃透教材、学生两头,就做不到精讲多练。而精讲,忌平铺直叙,忌含糊其辞,忌放野马,也忌炫学,这就不单是教学水准的问题,与教风、师德也是密切关联的。 回想起来,周先生的课堂语言,准确、严密、明晰、流畅。她的课眉清目楚、干净利落,风格独具,课堂成为庄严高雅的知识殿堂。 课如其人。周先生容貌端庄,长身玉立,气质优雅。 解放初期,她为新中国的诞生所感召,偕丈夫唐光炬先生从香港奔赴内地,投身红红火火的建设热潮。他们一双儿女一名黎明一名大建,藉此表达了这对海外赤子的爱国热忱,寄托了对祖国美好前景的热烈憧憬。据闻,他们是中央某领导的亲戚,领导人的感召,促成了他们重返大陆的决心。 始料未及,十年动乱中,首先是北京那位“阎王殿”领导倒了台,接着是无锡这对夫妇遭了殃。回归,竟成了一条可怕的罪状,周先生则被诬为“香港小姐”、“反动学术权威”,打入另册,屡遭批判,令人扼腕痛恨不已。 逆潮流而动才叫反动,周先生顺历史洪流而动,乃爱国义举,何来反动?! 权威一说倒是没错。试想,二中数学组里聚集着“阮立几”、“龚三角”、王汝霖、“许平几”这些资深望重的名师,还有崭露头角的谈国大、尤余生、周祥昌等新秀,周先生作为教研组长,若非权威,焉能服众? 我曾旁听过一位不青不老大名王松耕者的几何课,他把通常需要三个教时的内容融会贯通起来,只花30分钟就从容不迫地讲得一清二楚,还留出15分钟让学生当堂练习,被公认为精讲多练的一则特例。松耕本领大,脾气也大,话不投机翻脸不认人,但对周先生则佩服得五体投地,人前背后从无半点不敬。 周先生的权威从何而来?一靠自身业务过硬,二靠善于发现和总结先进经验。在她主持下,数学组几乎年年有教研成果见诸于《数学通报》、《江苏教育》等杂志,而减轻学生负担、提倡精讲多练,重视“两基”教学等做法,更是在数学组发源,由校方全面推行而开花结果的。为此,数学组屡屡被评为先进教研组。 周先生在校是兴教办学的得力干将,在家是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那时学校总务处边上有个托儿站,每到中午,校内一些女士就在那里带孩子吃饭,乖巧的调皮的,笑的哭的,哄哄吓吓,有趣得很。其时我初出茅庐,童心未泯,饭后常会乘兴结伴去看看热闹,逗逗小孩,因而多次目睹周先生管带孩子温严适度,循循善诱,教以良好的行为习惯,足为母仪表率。 周先生个性率直,肝胆示人,十分阳光。她是民盟二中负责人,作为党的诤友,她带领民盟成员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对人对事仗义执言,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这正是爱国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性格,但也因此吃足苦头。 “文革”狂飙初起,一个有心者依据私下所记,斩头去尾,断章取义,将周先生平时一些言论歪曲污蔑为大毒草抛了出来,其居心叵测,令人发指,也令人胆寒!莫说凡夫俗子不能绝对保证每天不说一句半句错话,即便神仙圣贤也有口误失言之时,若是存心刻意把它收集汇总,天使也将堕为魔鬼。遇上此等户头,岂不唬得魂飞魄散! 周先生本就已遭厄运,这一支冷箭射来,更是伤口撒盐,痛彻五内,令人惨不忍睹。但她宅心仁厚,风雨过后,没去翻这老账,也不愿旧事重提。  然而,此事对周先生的伤害之深,我是切实感觉到了的。 那是我去马山以后,为给度假区加快发展助阵,曾请二中退休员工莅临马山指导促进。 午后,安排在初建的西青草堂听籁轩品茗。 周先生对我说,我不惯老是坐着喝茶,喜欢户外走走。这里山清水秀,空气那么好,散散步散散心,最惬意了。于是,我搀扶着周先生在草堂外待铺草皮的新土上漫步,走了一圈又一圈,踩出的脚印一串又一串。 说了许许多多话,别的统忘了,只记得她说的现在你当领导了,毛主席讲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你有主张,我不担心;用人就不简单了,你要学会识人。知人知面不知心,教训深呀,我是过来人! 我听了不由心中一动,记得幼时母亲曾不止一次唠叨“不识字,穷一世;不识人,苦一世”,因为涉世未深,不解其中况味。如今,将母亲的叮咛和先生的教诲两相印证,顿感此中内涵之丰富,经验之痛切。 周先生把心底的伤痕升华成喻世箴言,倾诉予可与闻者。这是何等高尚的情操,又是何等宝重的馈赠! 我心头大震,难以平静,只听她叹口气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善良的人们,吃亏啊。不过,还是与人为善好,终究善有善报啊! 周先生一生好强,步入高龄以后依旧劳作不辍,积极参与家务。一天买菜归来,略感疲劳,就在小凳上休息一会。俄顷,儿子发觉,母亲已无疾而终,享年93岁,果真善有善报。 先哲亚里斯多德说过,善的理念是所有真理、美德乃至一切存在的根本,就像太阳给出光明和生命一样。这很像是周先生以至所有仁人大德的光辉写照。 如果说周永菊先生具有大家闺秀的风范,那末潘承筠先生必是名门淑媛了。    潘承筠先生书香门第出身,其父潘慎明老先生,著名教授,民主人士,曾任江苏师范学院副院长,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再向上溯源,潘家世代簪缨,乃姑苏城葑门内名门望族,其宅邸和园林现已成为城东步行街上一处开放景点。    潘府家道殷实,古董文物收藏丰富。抗战时期,侵华日寇觊觎潘家所藏,恨不能一夕之间攫为己有,盗回日本,把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变作帝国显赫的战利品。为此,日本宪兵、特务还有汉奸经常袭扰潘府,害得街坊邻居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潘府家人直面强暴,不惧淫威,与敌周旋,斗智斗勇,能转移的转移,不能转移的即行坚壁。就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将大厅桌下的方砖掘开,挖出深坑,将商周时代的两口大鼎放置木箱,上下四周衬垫絮被,整个埋进坑内,然后堆土,铺砖,摆桌,收拾得了无痕迹,一如往常。此事做得极密,敌人再狡猾也未曾发现,从而躲过一劫。解放后,潘家将此二鼎献给国家。这二鼎,记得不错的话,一是大盂鼎,一是司母戊鼎,全是国之重器,稀世珍宝。    这段往事是我前些时从书报上得知的,现凭记忆写出,细节可能会有出入,大旨无误。    潘承筠先生就是从这样的门庭中走出来的。    但是,我做她学生的时候,对此并不知晓,只道她是教了我们三年的化学老师,理化教研组组长。    她慈颜善貌,教态亲切,无锡话,苏州腔,语尾委婉绵软,很是动听。刚进高一,头堂化学课,她像是直望着我道“伲……”,她还要说下去,我已经站起来,她问我为什么,我有些腼腆,低头道,不是老师叫我吗?她莞尔,笑不露齿说,“伲”包括你们和我,是“我们大家”的意思。好,今后我改口,免得误会。然而口语这习惯不是说改就能改的,没几天,她又“伲”、“伲”连声了。苏白的软糯,加上好脾气,她成了我们学生心目中的好好先生。    好好先生是个慢性子,每当课间操铃声一响,早已在课堂外等着的好些班主任老师会带着全班学生打冲锋般奔向操场,迅速站队,争个名次。她也是班主任,却不性急,不超前,楼梯上汹涌下泻的人潮几乎淹没了她娇小的身躯,唯她颈后的一截项链和左腕的金表在秋阳里明灭闪烁,待她到得操场,广播操的音乐节拍早已响起来了。潘先生怎会这么慢?同学中的“消息灵通人士”故作神秘说,你们不晓得吧,潘先生是大户千金,名医太太,她在办公室里喝牛奶,吃饼干,走得迟,跑不动。这么一传,就给潘先生涂上了小姐少奶奶的色彩,而她的吴侬软语恰似证明着她的娇贵。    好好先生也罢,小姐少奶奶也罢,给人的总体印象不脱二字:柔弱。    然而,就是这样的弱不禁风之躯,却历经非人的折磨,承受了常人绝难承受的灾厄和苦难,显示了她内心的执着和强大。    横祸自天而降,事前没有征兆。   无锡公花园东有条L形的圆通路,沿路有座三开三层的私宅,中西合璧的大门边平地拔起半圆状的水泥立柱,镌有“皮肤科专家姚璋医师诊所”的字样。这是历史的陈迹了,私人开业的姚医师早在社会主义高潮中吸收进第二人民医院,当了皮肤科主任。眼下,这里仅是姚璋、潘承筠夫妇一家人的居所了。圆通路清静整洁,一棵苍翠的大雪松与姚宅隔路相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活平凡而安定。   谁也想不到,1966年夏天,大火烧来了,破“四旧”破到姚、潘门上,夫妇双双被硬按在三楼窗前日夜示众。两人的头脸和上衣均为红、黑墨水所染,一位面目全非,一位披头散发,四条臂膊和手掌软绵绵地垂在窗外,全是黑的,形同鬼魅。    圆通路上,人山人海,市声嚣嚣,有人隔空指指点点说,男的是东洋留学生、日本特务,女的是混进共产党的阶级异己分子,家里抄出黄金白银多少多少,珍珠百宝多少多少,钻戒名表多少多少,都是剥削所得,理应充公,大家共产,见者有份,打土豪,分浮财嘛!要说最可恨最反动的是,他们家的地下室里,窝藏有一个日本宪兵!    人问,你说的可当真?那人不高兴了,反问说,现在啥个辰光,还能瞎说瞎话?我是亲耳朵管听居委主任讲的,有假?    人问,你见过日本宪兵吗?那人撇撇嘴说,还等我们看见,早就抓进公安局了。    人又问,那么地下室你进去过吗?那人非常不屑了,说,亏你想得出来,公安局是吃干饭的?早就贴了封条,谁要瞎串,马上抓起来,跟日本宪兵关一道去!    这边示众未告消歇,那边红卫兵就把潘先生抢了去,剃了阴阳头,轮番揪斗,勒令请罪,被单独关进了二中一区厕所旁的杂物间。   那时,我也已有人看管,不得自由。每天清晨,见她默默地出来打扫厕所,默默地在井台边洗漱,默默地踅回她那间穿风漏雨的披屋,顿起物伤其类的悲怆之感。我想,她那样默默,头顶莫大冤屈,咽下奇耻大辱,心上压着的该有多少座大山啊!   后来,我问过潘先生,这些日子怎么挺过来的,就没想过……她说,我不相信他们的气焰会长久。我入党爱党,听党话跟党走,党不可能抛弃我,我自己怎么能放弃?就算把我打入阿鼻地狱,我也不愿做鬼,定要活到他们倒台,活到好日子重新回来!铮铮斯言,拳拳寸心,柔弱的躯壳内蕴蓄着多么坚毅的人格,爆发出多么顽强的力量呵。    潘先生不仅光大了忠义爱国的潘家门风,而且赋予了疾风劲草的时代内容,她以她的韧性战斗精神谱写了一曲党员知识分子的正气之歌。面对淫威,她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她的骨头是最硬的。   后来,再见到潘承筠先生是在苏北农村了。      潘先生有一只海格力斯(或劳力士)金表,破“四旧”时被人盗抢。几年以后的盛夏,我和谈国大老师受命调查案情,为此跑到滨海下放知青处找旁证。   滨海条件较差,主要交通工具是“二等车”(后座载客的自行车),为了节约,不坐“二等车”,开动两脚走路。那天,我和谈老师清晨出门,连续步行,错过了打尖所在,下午二三点钟仍然水米未进,而所在方位恰又前不巴村后不靠店。两人又饥又渴,头晕目眩,疲疲倒倒,你笑我是瘟鸡,我笑你是软脚蟹,饥饿的滋味真不是好尝的。好不容易狠命硬捱,半小时后总算到了知青点上。知青盛情可感,米瓮里刮来刮去,掏出半碗大米,烧了一锅稀粥,舀到碗里清汤光水,光可鉴人。五六位知青多时没有吃到细粮了,此时一人一碗,嚯落落几口,碗底向天。  天可怜见,知青啊知青。他们如此艰难竭蹶,同是下放苏北的潘先生,景况怕也差不多吧。因为无锡方面要用姚璋医师的一技之长,潘先生是单放到大丰乡下的,独力撑持门户,更不容易吧? 忘了谁说的了,假想往往与实际相去甚远,果不其然。      在稻草代瓦、毛竹为梁、篱笆涂上灰泥作墙的一间茅屋前,我们见到了潘先生。潘先生正在门前的泥场上劳作,一块白毛巾从额前覆到脑后,脸色黑里透红,身板结实许多,样子与当地农妇一般无二,差一点就认不出来了。  潘先生与我们陡然相见,如遇亲人,又惊又喜,连忙张罗茶水、西瓜,忙个不停,刚刚坐定,忽又站起,奔出门去。我们正自诧异,只见她胸前一条饭单兜得满满当当,一蓬一蓬红、紫穗须露在外面,原来她到后园自留地里现掰了许多新鲜玉米。这一锅玉米,又香又糯,颗粒开花迸出的浆水又粘又稠,我们饿狼一般滋潽滋潽吃了个欢。回想滨海饿肚的遭遇,今日一餐称得上人间至味。潘先生看着我们大快朵颐,直笑直笑,自己却不吃。 看来,什么都不用问了,潘先生已经适应且融入了农村生活,自己动手,饮食无虞。问及身体状况,潘先生说,刚下乡时,旧病新伤加上劳累,比较艰难。谁知劳动能治百病,现在没病没痛,一天农活下来,也不觉多累,倒是浑身轻松。农村天地广阔,我呢心宽体胖,不过一定变丑了,是吧?说着,不禁大笑,一口牙齿雪白。 接着又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就在这里过一辈子也好,回城不回城无所谓。至于海格力斯,不上课,用不着,身外之物,找不到就算了。我现在蛮好,自食其力,自由自在,这比什么都好。朴实的话语,敦厚的人品,豁达的气度,好人啊! 后来,潘先生下放回城没回二中,而是调配到了胜利门中学,从此就少了她的音信。金表一案,虽有重要线索,由于证据链断裂,不能锁定嫌疑人。我和谈老师深以为憾,觉得无颜再见潘先生。然而,不知为什么,茅屋,泥场,“农妇”,那一锅热腾腾香喷喷的玉米,那琼浆玉液般的玉米露,会时时忆起,久久难忘。 周永菊和潘承筠两位先生个性不同,遭际也不尽相同。但是,我总觉得,她们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她们在家,夙兴夜寐,母氏劬劳;在外,为人师表,巾帼英豪。她们柔,是百炼钢化作了绕指的柔。她们慈,是历经喜怒哀乐生发的慈。 人云江南女性柔情如水,可知水底磊石如磐?亦云中国母性面善心慈,金刚怒目之时见否?是的,两位先生有着一样坚韧的精神,一样高尚的品格,一样美丽的人生!周永菊 数学教师潘承筠 化学教师萧国兴  语文教师  1958年留校任教

名士可风

萧国兴《怀永之我师》未及搁笔,想起了可风先生。 语文教研组里,钱老师是组长,史老师是副组长。当这个副组长,史老师表现出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但对钱师的工作还是支持的。外界的观感,两位老夫子风格不同:钱老师,一忠厚长者;史老师,一派名士风度。史师,大名克方,别号可风。 行秋季开学式。炎夏逞其余威,操场上暑气蒸腾,热不可耐,然而全校师生一体肃立。唯有可风,一柄黑布阳伞,一张籐椅,一副墨镜,一身本白仿绸衣衫,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有人玩笑说,史老师就像西哈努克亲王。可风一笑:非也。我,东哈努克。 可风先生就是这么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的不拘形迹,旁若无人,以至鹤立鸡群,完全是率性而为。 他的这种心性,一个突出表现是胸无城府,口无遮拦。 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可风说笑道,想当初我心宽体胖,一身白肉,落座的时候若不在脐眼处拎上一把,肚皮肉就坐到屁股底下去了。如今是肚皮贴背皮,瘪搭瘪。江南鱼米之乡,鱼脚盆朝天,多时闻不着鱼腥气了。夫子随感,即兴而发,亦庄亦谐,实话实说。 他在市图书馆旁的老宅我去过,大概刚吃罢晚饭,桌上两三只菜碗里残汤剩水不见油星,惹眼的则是东一堆西一簇盐渍毛豆的空壳了。他工资不低,然而由于多子女,老伴没工作,日子过得清苦。 他的实话,往往被视作牢骚满腹,更有甚者冠之以奇谈怪论。好心人劝他出言谨慎为妙。可风满不在乎说,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至多芦扉爿滚到地上,高差无几。 他的自嘲,激愤之中语含酸楚。 原来,他早年投身革命,加入地下党,建国后当了八年中教科长,后被削职为民,成为一名普通教员。对长和员两个字,他曾作过一番戏说:你看“员”字,两脚立正,毕恭毕敬;再看“长”,最后一捺那种样子。说着,一脚抬起,搁到办公台上,足尖摇摇,臀下籐椅格格的响。 有人打趣说,你一脚还是两脚? 他说,一脚的时候,我并未翘得半天高,现在两脚,自然也不可能毕立直。 他有感而发说,“人之患,在好斗”,并形容说,在殡仪馆参加悼念活动,觉得四大皆空,万念俱灰。回到锡惠路上,心思活泛,又开始算计别人,到得西门桥,手也痒脚也痒,直想跟人干一仗了。 又说,一些好斗者一旦得志,猖狂起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老皮牵筋,细胞跳舞,“老子天下第六”,全忘了自己几斤几两。 他是“说死话”,也是说真话。他的直率,当代网络语言可能解为“任性”,其实不然,他是率真,老顽童般的天真。他曾受组织委派,参加农工民主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被许多知识分子引为良师益友,加上他饱学诗书、妙语如珠、潇洒倜傥的个人魅力,好些人不知道他是共产党,但知道他是民主人士,社会贤达,梁溪名流。 其实,他是荆溪乡贤,老家湖fu。 湖fu,宜兴叫法“骡埠”,为嗲?可风设问,卖个关子道,这个话题众说纷纭,叫你云里雾里,若是依我之见,足可知根知底:湖fu在山区,物阜民丰,俗谚“金张渚,银湖fu”,是一重要商埠,由于湖fu水路不畅,运输工具主要是力大肯苦的骡子,为此叫“骡埠”。这是我一家之言,真实不虚,如假包换。 说到家乡的山水家乡的人,可风常是眉飞色舞,情动于中。他说,湖fu比较富庶,耕读成风。我史姓人多,聚族而居,祖父乐善好施,收留一外乡孤儿,送出去念书,后来到延安,艺名阿甲,论辈分我叫他阿叔。阿甲是大才,奇才,《红灯记》即出诸于其笔下。我祖父有远见,慧眼识英才。 由湖fu说到宜兴,竹的海洋,茶的绿洲,洞的世界,陶的故都。 说着说着,他义形于色,连讽带刺:孤陋寡闻,凡笑我宜兴盛产夜壶者,可谓夜壶思维。殊不知丁蜀紫砂贵似金,紫砂茶壶驰名全球。 他是老茶客,办公桌上一把紫砂茶壶,经年不洗。 有天,两个小女生学雷锋做好事,把茶壶里外洗了个遍,多年积垢尽皆悉心除去。他一见,跌足喊冤道,啊呀呀,就算三天缺茶叶,我这宝壶也能泡出茶味来的呀!小女生困惑不解,问,你就不怕馊?他回嗔作喜,解释说,紫砂细洁致密,然而透气,三天两头原汁原味,这就是紫砂壶的金贵之处啊!过后,两个小女生议论说,史老师一急,像要哭,那神情就像玩具坏了的小男孩,太可爱了,老天真! 无锡有“无宜不成校”的说法,意思是宜兴籍的老师遍布全市中小学。 语文组的吴丹一老师就是宜兴人氏。 可风对他说,老吴,说真的,你的字比我好,但外界知有我不知有你。为嗲?你没名气。写字就像唱戏,名角都是捧出来的,要有人抬轿子吹喇叭。大跃进,无锡办人民出版社,出了包(厚昌)书记一本革命回忆录,书名《四下江南》四个字,就是我写的,稿费30元。人家一字千金,我一字七块半,也值半担米了。包书记抬举我,我的名声自然当当响了。 那时候,他写的是行书,好多中小学的校牌都是他的手笔。后来,写得多的是行草,日积月累,炉火纯青,以至书法界公认他的草书“独步江南”,个展一直办到马来西亚、新加坡。 令人击节称叹的是,盛名之下,他的字倒是与日俱进越来越好了。 再后来,听说他有了继室,在西郊山下有了新居。深巷酒香,其粉丝盈门塞途,一时洛阳纸贵。 书艺传统,历来讲究书件上有无印鉴大不一样。据说,一些名噪一时书法家的图章每每系在老夫人的裤腰带上,坊间纷传可风亦然,老头只管写字,新妇负责钤记,笔润来去全由其一手打理,好在她会计出身,理财算账轻车熟路,润格多寡,不折不扣,公平交易,老少无欺。可风则一壶在手,两袖清风,离孔方兄远矣哉。 我只做不知,自恃关系老熟,迳直索他墨宝。 马山入口处原九号桥横跨梅梁湖上,于此漫步,水天一色醉我,满山杨梅醉我,为此更名为“醉我桥”。这三字,可风先生写得醉态朦胧,超凡脱俗。 灵山胜境曾有一堵大照壁,西立面上我杜撰过一副长联,也是请他老先生泼墨挥毫,那真是云蒸霞蔚,龙飞凤舞。 马山度假事业初创,我向他哭穷,一字七块五也拿不出来,只能请吃几顿饭了。他倒豪爽,忽然往事重提说,颜煦之那届(1962)高考文科小班复习,老夫偷懒,是你帮我上了两个礼拜的语修逻,我也没给你付代课金,今天就算扯平。其慷慨大度和幽默急智,令我感佩,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有天,我有事在灵山,他不请自到,让我务必陪了到东半山华侨公墓走走,原来他在那里为自己置了寿穴,并且写就了《史克方先生墓志铭》,一定要我看看。 他说,老话叫盖棺定论,我则未见马克思就给自己下结论,也算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了。其时,铭文已经刻在花岗岩碑上,落款是“可风撰修伯书”。修伯,应是擅长行楷的陆修伯先生,与他既是书艺同好,又是锡师同事。 此处需要补说的是,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有任命通知宣布史克方同志为无锡师范副校长。年余,离休政策出台。有次路上与史副校长偶遇,他说笑:副校长的板凳尚未坐热,就要打道回府,做老员外了。 提及当年员、长之戏言,他纵声大笑:我自己也觉得此为神来之笔,不期而至,其实厚积薄发,语境合适,便冲口而出了。 不讳饰,不矫情,不会圆滑,不会王顾左右而言他,还是那个率性而为的可风。于进退,他如此,于生死,亦如此。 当时,我拜读了那篇墓志铭,他问我作何感想,我说:文如其人,真切切,坦荡荡。由于种种缘由,这篇墓志铭未能传世,可风泉下有知,大概也会以为无可无不可吧,反正生前已经自许,这就是了。 他的真诚,他的坦荡,显示了心性的端直和豁亮。克方,能方能正,敢于方正;可风,于“克方”是音的谐转,义的深化。 斯人已去,然而其真其诚,如风偃草,靡不倾倒。这是曾经沧海的名士,更是襟怀坦白的性情中人。 【史克方(1920~2005),号可风,字岕夫,籍贯宜兴。毕业于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先后在无锡辅仁中学、市二中、无锡师范等学校担任教导主任、副校长等职。又创建江南书画院,任院长。为中国书法协会会员,任无锡市文联艺术指导、无锡市书法协会名誉主席、无锡市碧山吟社顾问、无锡市华侨书画院顾问、无锡市书画院顾问等职。有专著《追远斋存稿》等。题头图右为史克方先生晚年照,左为其书法代表作之一。】史克方 语文教师萧国兴 语文教师 1958年留校任教

怀永之我师

萧国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读中学,适逢汉语、文学分科试验,文学课本上有屈原所著《涉江》、《国殇》二篇。      大概因为有注解,大意能看懂,业师钱永之公略讲几句,就用无锡方言开读。但见他反剪双手微微垂首,在黑板前的空地上踱过来踱过去,时不时托一托高度近视镜的镜架,于是,琅琅的书声就在屋宇间不绝震响了。抑扬顿挫中,《国殇》的悲壮,《涉江》的悲愤,充盈整个教室,学人的情绪受到感染,化为一种青春躁动而韬光内敛的忠烈气氛。      翌年,钱师开讲司马迁的《屈原列传》,仍然以读为主,十分动情。屈大夫“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遭际,在众人心头激起巨大的波澜,产生了急欲拜读《离骚》以解屈子衷情的强烈冲动。      从此,我成为一名楚辞爱好者,屈原的崇拜者。也从此知道,不仅韵文而且散文都可以这么读。      他的读,实际是背书,声情并茂,不像唱歌,不像念经,那叫什么?钱师说,叫做“叹文章”,跟唐先生学的。      原来,永之公三十年代中入上海光华大学前,已卒业于无锡国学专修馆,其时讲席首座唐文治先生几近双目失明,上课主要靠背诵——“叹文章”。永之公受其影响,离校后数年如一日晨读三四小时,寒暑不辍,为此满腹诗书,年既老而不衰,“童子功”不减当年。            这些年来,在一片“国学热”中,无锡国专成为频频出现于学界的主题词,而当年唐老先生兼任校长的中学里,在唐老再传弟子的带领下,莘莘学子开始练习“叹文章”,这种读法则被命名为“唐调”,颇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但我又觉得,读书与评弹、地方戏曲范畴不同,与其以“调”相称,莫如直白“唐叹”,可能更贴切也更个性化一些。      “唐叹”有无师承,与三味书屋里寿镜吾老先生的念法是否同属一个祖庭?我以为毋庸考证。“叹文章”,实际上是自由腔,无须工尺谱,比如唐老先生吟的是太仓官白,寿老先生哼的想是绍兴土话,然而一样能浸沉其间,含英咀华,一样能双边交流,自得其乐。既如此,怎么“叹”都不是问题,只要自由自在,自娱自乐就行。跑题了,就此带住。            从教以后,红氍毹上再拜永之公为师。师嘱读经典须“叹”,初叹寓目,再叹上口,三叹入心。      于是,我以二十来个早读,总算把《离骚》“叹”熟,一来是资质鲁钝,人一能之我十能之,懈怠不得;二来是听信了朱熹老夫子“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箴言,恪遵不误。      然而,百遍满了,超了,“其义”却并未一五一十地“自见”出来,怎么回事?      永之公告我,这句话并非朱熹原创,典出陈寿《三国志》,在其《魏志》的王肃传、董遇传里均有此等表述;这句话也并非朱子的全部意思,他不过是将多读复读之必要极而言之,后学但需领会精神足矣。实际情况是,读书和理解能够互动,却不能相互替代,更不能偏废一端。否则,何以解释朱熹为帮助读者所作的众多著述,包括那部用心甚多的《楚辞集注》?何以解释两汉以来那些汗牛充栋的楚辞文集和论著?言语及此,钱师语重心长道,余读书不可谓不多,所憾者消化不良。你要引为教训,入乎书,出乎书,书乎书也。      刚有些明白,正学步登门渐入佳境的时候,突遭急风暴雨,一夕之间沦为异类。      其时,权力人士动员钱师对我口诛笔伐,钱师坚如磐石,不为所动,但说“他是我往日之学生,今日之同事,明日之希望。我看着他长大,他如果是小修小反,老夫岂不成了老修老反?!”      权力人士哪肯罢休,诱胁再三,钱师不堪其辱,悲愤交加,脱口“叹”道:“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凰在笯兮,鸡鹜翔舞(《怀沙》)”。言毕痛哭不止,宁死不从。      那头莫名所以,面面相觑,悻悻而去。      钱师的高风亮节,是友人后来告诉我的,至于钱师从未向我透露一星半点。从此,我对恩师更加敬重,对楚辞更加钟情。然而,当时情势哪容我捧读《离骚》。      直到70年代进藏支教,才与楚辞续缘。暌违多时,一番温习,居然能将《离骚》一气背出,这就是当年“叹文章”留下的好处了。      然而,《离骚》其义尤其是细致入微处仍然不甚了了。于是,再下笨功夫,将王逸原注、洪兴祖补注、朱熹集注、郭沫若译本以及游国恩、陆侃如、马茂元诸家之说铺在桌上,比较异同,择善而从,写点心得,《山鬼的形象及其他》就是那时的一则札记。      起先甚为从容,想象着闻一多先生引王孝伯语“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的浪漫劲儿,亦颇潇洒。尔后风云骤变,圣洁安宁的雪域高原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返乡以后奉命从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潜心于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无暇顾及个人志趣。知天命至耳顺年间,在赵朴初大居士支持和指导下,偕同仁草创灵山胜境,涉足旅游,接触佛学。      退休以后,助人编书修志办刊,捉空写点武侠之类应景文字。      岁月倥偬,久不得闲,这两年终于消停下来,得以静心向学,重拾旧好之楚辞。其间四五个月光景,因不慎跌损卧床疗伤,所幸尚允读书看报,能够从容翻检闲置多年的《十三经注疏》,恶补诸子十余种,旁搜远绍,为我有关立论充实甚为可靠的依据,诚一快事也。      念及当初永之公晨间赴校雪地伤足,住家静养犹自手不释卷,一咏三叹,不由肃然起敬,感奋自励。往事如昨,师容宛在,几近一个甲子,直似白驹过隙矣。      楚辞距今二千多年,愈来愈是遥远的风景。小说家张炜在《楚辞笔记·前言》里慨然发声:“屈原的形象被凝固在善意的诠释和平庸的转述之中。几片艾叶几只龙舟,似乎成了全部的屈原。”张炜先生的感言,不经意中道出了楚辞生命之树长青、诗人屈原精魂不死的事实,同时发出了承传这笔灿烂的文化遗产亟需深化和普及的呼吁。      楚辞博大精深,“入乎书”固难,“出乎书”更属不易。于是我想,能否在学术性与可读性、高端化与大众化之间找到一种传播方式,为此不揣浅陋,作了初步尝试,是为《诗祖屈原》,如同粗茶薄酒供奉于屈大夫在天之灵前,同时将此迟缴的答卷呈献以96高龄善终归天的永之我师。       2014年12月8日初       2015年9月27日修改 【本文作者萧国兴先生为辅仁1958届校友,毕业后曾留校任教。此后担任过无锡市委秘书长、马山区委书记等职。文中深情缅怀的钱永之先生系辅仁中学语文教师,1949年起执教于辅仁,直至1975年退休。】钱永之 语文教师萧国兴  语文教师  1958年留校任

我家与辅仁的四代情结

周永菊    辅仁(二中)建校已九十周年,自我懂事起就知道辅仁是所名校,因此吸引了我家四代人的投入。    一、辅仁的校史开头就写着由唐纪云先生及其圣约翰大学在无锡的校友一起创办的,其中之一就是家父周日廉,家父是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当时在校在锡名望很高,很自然地成了辅仁的校董之一,家父毕业后留在约大工作,寒暑假回锡时才到辅仁做些辅导英语等工作,可是好景不长,家父英年早逝,三十三岁即去世,过早地结束了这段历史。    二、家兄周乾昌(大哥,今92岁,现定居美国),周运昌(二哥,已故)先后进入辅仁。当时辅仁已名闻江苏,我家住南门外跨塘桥下塘,每天上学要爬跨塘桥上下33块石级,然后趁人力车赶去将军桥,舍近就远上学,辛劳奔走,无怨无悔,1932年江苏省举行高二年级(大哥所在班级)会考,辅仁排名江苏第二,仅次于苏州省高中,一所私校能取得这样的惊人的成绩,这是很了不起的,八十年代前后大哥回锡探亲,与同班校友来母校探望,他们都表示在辅仁求学六年,功底深厚,以后升学或就业,终身受益。对母校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我于1952年由香港回锡,老校长杨四箴对我家知根知底,当即聘我为数学教师,1953年起转为公校无锡市第二中学,从此二中声誉名扬全国。1956年由于高考成绩优良,国务院奖了一套实验室的仪器,我在二中工作了三十二年(包括下放五年多)到1983年退休,和辅仁——二中有较深厚的感情。外子唐光炬亦是辅仁校友,由于抗战原因,只读了两年,就去内地了,现在排在38届毕业生之中。    三、我们的子、女唐大建、唐黎明在1965年同时以较好的成绩考取了二中初、高中,由于“文革”的原因,1968年下乡了,成了68届的初、高中校友,虽然在二中只读了一年,大概占了二中的“灵气”,儿子后来也考上师专,现已是体育中专的高级教师,大女儿(职称为工程师)也已在供电局退休了,大女婿曹岫云是二中的64届毕业生,现事业有成,虽年过六旬,还在国内国外奔波、出书,忙得很欢,子、女、婿都有出息,都沐浴了二中的优良校风。    四、我们的小孙子唐少川今年要考高中了,何处去?我家和他在读的民办辅仁初中的几位老师一商量,大家一致同意报考辅仁高中,不仅是感情问题,主要这孩子智力尚可,但很贪玩,一定要老师抓紧抓实,否则就放任自流,优哉游哉了。由于有四代的情结,我家与二中——辅仁当然有深厚的感情,希望在这次搬迁后能更上一层楼,真正像市领导所期望的办成一所五星级一流名校,我想上级领导一定会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大力支持,有计划有步骤地建校,像上一次从将军桥搬迁一样。第一次迁校,上世纪88年政府决策,89年起建校三年。92年3月迁入新校舍,投资约1200万,这一次搬迁,规模一定更大,设施一定更先进,所有关心辅仁的校友,正深切地期望着呢! 【本文写于2007年。作者周永菊老师,1920年10月出生,1952年10月进入辅仁中学任教数学,1983年退休。周老师教学有方,在无锡教育界被誉为“周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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