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钩沉

许倬云:感谢母校教诲大恩

      【本文作者许倬云:辅仁1949届校友,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学家。1949年赴台,考入台大历史系,后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人文科学哲学博士学位。先后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夏威夷大学讲座教授、杜克大学讲座教授、匹兹堡大学史学系退休名誉教授等职。2000年10月被南京大学、东南大学聘为名誉教授。许倬云先生注重治史方法创新,在中国社会史、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造诣精深,出版《西周史》《汉代农业》《求古编》《万古江河》《历史大脉络》等四十余部专著。2003年至2007年许倬云先生共捐赠7万元,在母校辅仁设立许倬云奖学金。】                在我的生命中,进入辅仁是一个重要的关口。没有辅仁给我基础教育,我后来的一切都不可能出现。        我是先天残疾,手足扭曲,行动非常不方便。在幼年时,我根本不能行走,于是,我双胞弟兄五岁上幼儿园,七岁上小学,我却不能同样进入学校。抗战开始,直到胜利,八年之久,姊姊和弟弟都在小学毕业后,住校读中学;我却不能够山路跋涉,上学读书,更不论在学校的宿舍独立生活。因此,抗战八年,我根本没有入学,也就没有机会学习英文、数理等项科目。至于中文和历史、地理,倒是因为先父的中、西学问俱佳,随时教诲点拨,我学到的知识,还比学校同年龄的孩子,似乎多一些。        在这种情况下,抗战胜利,回到家乡,我已经稍微能够走路,可是无法参加任何正规的入学考试。所幸,辅仁中学在我家附近不远,而且也是我两位兄长(泰云、庆云)曾经肆业的学校。母亲携子,求见辅仁校长杨四箴先生和校务主任李康复先生,请求他们破格许可,让我可以随班学习。承蒙二位师长同情,口试以后,恩准从高一随班听讲,也参加考试。条件是,我要在第一学期,就能够完全及格。他们说明,我的分数不和其他同学比较,却是和自己的分数比较:每一次考试,如果比上次进步五分,学校加十分,如果退步五分,扣十分。        如此这般,我得到了机会,进入辅仁。进去之后才发现,同班的同学,藏龙卧虎,都是无锡同年龄的拔尖。我自己的承诺,其实相当胆大。所幸,在这特殊的环境中,不仅老师教导有方,同学们对我也特别帮助。我级有个小班,是班上的优秀同学们,放学以后,还留在学校共同温习当天的功课。彼此切磋互助,使当天的功课都能彻底了解,数学习题也在互相协助下,很容易地得到更深一步的理解。这些幸运的机运,让我在老师和同学的呵护下,侥幸完成了自己的承诺。        在辅仁上课,确实是一种享受,我最记得的,是沈制平老师教授的英文。他不在乎讲解课文,而是分析句法。每次上课,有一半时间以上,是让我们全班参与,从一个单字,每人填一、两个字,完成满黑板的段落。我的座位在前排,参加造句的任务中,我摊到的工作可能至少三回,于是,句法的训练,包括学习单字和文法,都融合为一。另一位老师是裘维琳老师,他讲授的是几何,每次解一个题,都从“公理”开始,一步、一步引申,才完成课题。后来的代数和解析几何,换了别的老师,可是基本的教法,还是和裘先生的教法一样。再加上课后的小班,有几位同学,例如,秦廷栋、顾福年、杨维廉,都是数学高手;他们在高三时,已经自己学会,运算微积分了。在这些同学的帮助之下,我才能够没有上过初中而具备高中学力。到了台湾,报考台湾大学时,我的数学居然是乙组的满分,大出意料之外。另一际遇:高一第二学期开学,李康复、裘维琳二师召见,告知我已由试读改为正式生。        二位师长并且吩咐,既然我对于历史有兴趣,就应该研读《日知录》,庶几打好基础。后来我以史学为此生志业,师长的指路导引,终身感谢不尽。        学校对我特别优待,不要求我上体育课和军训课,也不必参加课外活动。而且课室的安排,别班都换地方,我班课室却始终在楼下厕所旁边:凡此额外的优遇,似乎全校师生,都视所当然,没有人提出任何疑问。辅仁,这才是办教育,照顾到每一个学生的需求,也启动同学彼此的互助。假如全中国的学校,都能做到这一点,我相信中国的教育水平,应该全世界第一。我们四八年这一班,只有我一个人,离开无锡,迁移台湾。同班同学,在大陆升学,也是分区的联合招生,大多数的同学,都进入全国最好的学校,而且每个人都在自己岗位上,都有卓越的成就。数十年后,每次我回到无锡,家乡同学们都会在老班长庄惠祺的召集下,有一次聚会。内人曼丽看着我们同班同学,总是说:“这一屋子,都是一身书卷气。”这种品格的培养,也是其他学校未必有之。        我的一生遭遇,进入辅仁是个重要的转折点。没有辅仁这一段陶冶,我不可能顺利完成大学教育,也不可能在每个求学阶段,包括在美国读书,都能够因为受过扎实的基础训练,不至于手足无措。从一九四六年到现在,七十年之久,我现年八十七岁,回顾前程,我永远感念母校老师和同学对我的种种提携和帮助。谢谢辅仁,和师长、同学,你们赐与我的一生。

周永菊:我家与辅仁的四代情结

        【本文写于2007年。作者周永菊老师,1920年10月出生,1952年10月进入辅仁中学任教数学,1983年退休。周老师教学有方,在无锡教育界被誉为“周代数”】                      辅仁(二中)建校已九十周年,自我懂事起就知道辅仁是所名校,因此吸引了我家四代人的投入。        一、辅仁的校史开头就写着由唐纪云先生及其圣约翰大学在无锡的校友一起创办的,其中之一就是家父周日廉,家父是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当时在校在锡名望很高,很自然地成了辅仁的校董之一,家父毕业后留在约大工作,寒暑假回锡时才到辅仁做些辅导英语等工作,可是好景不长,家父英年早逝,三十三岁即去世,过早地结束了这段历史。        二、家兄周乾昌(大哥,今92岁,现定居美国),周运昌(二哥,已故)先后进入辅仁。当时辅仁已名闻江苏,我家住南门外跨塘桥下塘,每天上学要爬跨塘桥上下33块石级,然后趁人力车赶去将军桥,舍近就远上学,辛劳奔走,无怨无悔,1932年江苏省举行高二年级(大哥所在班级)会考,辅仁排名江苏第二,仅次于苏州省高中,一所私校能取得这样的惊人的成绩,这是很了不起的,八十年代前后大哥回锡探亲,与同班校友来母校探望,他们都表示在辅仁求学六年,功底深厚,以后升学或就业,终身受益。对母校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我于1952年由香港回锡,老校长杨四箴对我家知根知底,当即聘我为数学教师,1953年起转为公校无锡市第二中学,从此二中声誉名扬全国。1956年由于高考成绩优良,国务院奖了一套实验室的仪器,我在二中工作了三十二年(包括下放五年多)到1983年退休,和辅仁——二中有较深厚的感情。        外子唐光炬亦是辅仁校友,由于抗战原因,只读了两年,就去内地了,现在排在38届毕业生之中。        三、我们的子、女唐大建、唐黎明在1965年同时以较好的成绩考取了二中初、高中,由于“文革”的原因,1968年下乡了,成了68届的初、高中校友,虽然在二中只读了一年,大概占了二中的“灵气”,儿子后来也考上师专,现已是体育中专的高级教师,大女儿(职称为工程师)也已在供电局退休了,大女婿曹岫云是二中的64届毕业生,现事业有成,虽年过六旬,还在国内国外奔波、出书,忙得很欢,子、女、婿都有出息,都沐浴了二中的优良校风。        四、我们的小孙子唐少川今年要考高中了,何处去?我家和他在读的民办辅仁初中的几位老师一商量,大家一致同意报考辅仁高中,不仅是感情问题,主要这孩子智力尚可,但很贪玩,一定要老师抓紧抓实,否则就放任自流,优哉游哉了。        由于有四代的情结,我家与二中——辅仁当然有深厚的感情,希望在这次搬迁后能更上一层楼,真正像市领导所期望的办成一所五星级一流名校,我想上级领导一定会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大力支持,有计划有步骤地建校,像上一次从将军桥搬迁一样。第一次迁校,上世纪88年政府决策,89年起建校三年。92年3月迁入新校舍,投资约1200万,这一次搬迁,规模一定更大,设施一定更先进,所有关心辅仁的校友,正深切地期望着呢!

秦国刚:怀念母校辅仁中学

        【秦国刚,辅仁高中1952届校友,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著名半导体物理学家。】                    我于1934年3月19日出生于南京。我是家中长子,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像许多小男孩一样,我幼时很顽皮,喜欢爬树,捉蛐蛐和斗蛐蛐。家里的老旧望远镜是我喜欢的玩具,外出时我常带着它,爬在高高的树上,用望远镜眺望四方,有趣极了。稍长,我喜欢读课本以外的杂书,经常到各书店包括旧书摊淘宝。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母带我到朋友家去玩,他家一本世界地图吸引了我,不同国家、用异样的颜色标绘,画面五光十色,漂亮极了;山脉、河流、铁路和沙漠都有自己的独特符号;两页图之间还有一页文字对图中国家和名城作简明介绍。这本地图开拓了我的视野,除了中国,地球上还有那么多异国他乡,我多么向往外面的浩瀚世界啊!我每次去该友人家时都要翻阅这本地图,父母的朋友见我喜爱,终于将这本旧世界地图作为礼物送给了我。直到现在,我还非常喜欢各种地图,收藏了一些世界地图、中国地图和北京地图。在我看来,地图既具科学性,又兼具艺术性。我在上海读了几年小学后,随家庭搬迁到无锡。父亲是一位特别重视孩子教育的家长,他总是全力支持他的孩子上他认为最好的学校。他为我选择了教学质量高,离家又近的连元街小学。在那里我读完了小学的最后两年,打下较好的升入中学的基础。1946年我考人无锡著名的中学之一——辅仁中学,这是我父亲心目中无锡最优秀的中学。辅仁中学的六年对我的一生影响至巨,在决定我的志趣、爱好和性格等方面起了重要以至关键的作用。        初中时代我最喜爱的课程是初一时学的算术,老师是张文瀚先生。他就是我们老同学张佩华的父亲。他讲课很生动,极具启发性,在他的循循善诱之下,我特别喜欢作应用题:逆水行舟,鸡兔同笼等等。在他的教诲下培养出求解一些较难的应用题的能力。我后来认为:这对于开发我的智力和思考各种问题的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年(初中二年级)开始学小代数,我不怎么喜爱小代数,相对于算术印象不佳:比较死板,不须动太多脑筋,学会代公式就行。当然,学习小代数的成绩就一般,这反映了我学习中相当严重的兴趣主义。        高中时代我最喜爱的课程是高三时学的物理。任课老师是朱孔容先生。他是一位具有丰富高中物理教学经验的老师,讲课概念清晰,生动活泼,再加上他的一套很有启发性的习题,激发了我对物理的浓厚兴趣。另外,我有一本名叫“物理学的进化”的科普读物,作者是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波兰著名科普作家因费尔德,令我爱不释卷。就是这本书使我得以初窥物理殿堂的深邃和奥秘,吸引我树立了探索物理奥秘的强烈愿望。高中毕业前夕,我下了决心,将物理选作我终生为之奋斗的学科,得到父母的大力支持。        1952年全国范围高校院系调整,北大、清华和燕京等三所大学的物理系的主体合并,组成新的北京大学物理系,这对于一个以物理为志趣的青年来说,显然是一座极具吸引力的学术殿堂。我于1952年的秋天顺利考进该系,实现了心中多时的梦想。同时进人北大的辅仁同班同学还有程志翔,他以第一志愿考人化学系。他与我在大学学习四年后又分别在北大化学系和物理系当研究生,两人都在北大就学八年半之久。当时,考人清华大学的辅仁同年级同学有十位之多,他们分别是王守愚,蒋宏基,张哉南,肖承忠,周凤石,赵贯虹,闵乃燕,杨雅梁,孙仲仟,潘荣良。由于清华老同学多,我经常于周六晚餐后,从北大步行近一小时去探望他们。每次见面,畅谈天地,十分热闹与愉快。不久,王守愚家迁到北京,每逢国庆、元旦等节日他在父母(两位非常朴实与好客的长者)的大力支持下经常在他家招待我们老同学。这些往事,至今记忆犹新。十分惋惜和遗憾的是王守愚、蒋宏基两位老同学已先后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宛如昨日。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最深切的怀念!        1956年,我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并未经考试就于大学毕业之后继续留在北大就学四年。方向是固体物理学,现在一般称为凝聚态物理学,这是物理学中很重要的一个分支。实际上,我的一生只是探索和研究了其中的一个分分支——半导体材料和器件物理学中的很小一部分,可以说仅是物理海洋中一粟。文革后的三十多年,迎来了我一生事业中的黄金时代。我研究的项目多次获奖。1985年开始,我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200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虽然我离开无锡与辅仁中学已经58年,长期生活在北京,经常在我喜爱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和圆明园散步,也留恋我曾经访问过的一些国内外名胜古迹与大学,但对于长期培养和教育我,对我一生有关键性影响的无锡与母校辅仁中学,对培育我们的老师们和当年朝夕相处的老同学们,我永远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激与怀念之情。最后,将我最喜爱的苏东坡的名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奉献给辅仁的老同学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2010年12月20日)    

1930届校友李永锡

      【本文作者李永锡(1915—--2008),辅仁1930届校友。棉纺织高级工程师,曾任无锡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本文写于1987年辅仁七十庆典前夕。1997年辅仁筹办八十庆典时,李永锡先生又写下短文《我家与辅仁》:“我家与辅仁中学有密切的关系和深厚的感情。我父亲李石安是辅仁中学的创办人之一,任校董兼监事(业余兼职)。我兄弟五人都是辅仁校友。1947年辅仁中学从上海迀回无锡时,我也曾尽自己之所能,竭尽绵薄之力。我自己一家祖孙三代十九人中有十一人就读于辅仁或二中,主要出于对辅仁的感情和对母校的高度的信任。可喜的是,子孙们在辅仁或二中就读的,都学有专长,事业有成。最小的外孙女许唯在二中高中毕业后,攻读于苏州大学。和我家一样一门四代皆为辅仁或二中校友的,还有当时创办人之一的许松泉一家。”】              辅仁二中一相接,长吟弦歌忆旧情。我离开辅仁已近六十年,六十年来,常常怀念中学时期的师长,追忆当年紧张而又严格的学习生活。辅仁是我人生旅途的第一站,她留给我的是无穷的珍宝。        我是1924年进辅仁中学的。那时还只是一个十一岁的小男孩。年龄最小,个子亦小。由于在小学中的基础打得不最扎实,所以一进辅仁就感到学习很吃力。当时的教材,除了《论语》《孟子》这类国学的课本是中文外,其余的教材一律是英文原版,老师亦用英文授课。功课是吃重的,光初一的英语课每周便有十二节。我忽如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前面仿佛有重重高山挡路。虽然我的父亲是辅仁的校董,在一般人看来,我便会受到特殊的照顾,可事实并非如此,老师对所有的学生一视同仁:一样的严格。我记得当时教我英语的是杨四箴校长的妻子朱雪英老师,她是个严厉出名的“凶”老师。英文的课文都需背诵。她走进教室,眼睛往全班同学身上一扫,大家都屏息静气,心咚咚跳个不停。假如哪个背不出,她就会说:“怎么背来背去背不出格?”还得重复几遍,说得你脸红心虚,只想地上有条缝钻进去。于是课后拼足力气背出来,免得再遭一顿批评。那时没有现在良好的教学设备,既无录音机,更无录像电影,全凭下功夫死读。学之广在于不倦,同学们的苦学精神殊可嘉许。晨昏雪月,寒暑冬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英文造句,英文作文,是枯燥的反复,也是无休止的加深。重压把你引向更高的境界。自然,朱老师也并非全是凶神恶煞的面孔,当你造了好句,写出好作文,她也会表扬你,赞许是极平淡的,可大家都当作一种荣幸,一种鼓励。所以,大家对学习不是畏而远之,而是喜而拼之。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刻苦攻读,憋足了劲追赶。一开始,父亲为我请了老师晚上补习英文,没多久,经过我的努力,终于跟上了大家,那时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愉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我在英文上的大进,就是靠一个“勤”字。当时辅仁的学生个个勤,不敢偷懒,也不想偷懒,同学们明追暗赶,结果是学问的扎实。当今的大学者钱钟书在当时就是全校英作文第一名获得者,那种水平,现在的大学生也不一定赶得上。        我在母校读了六年,这六年为我的前途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这种厚赠,这种熏陶,在毕业后立刻就显示了巨大作用。辅仁毕业后,我学习美国I、C、S函授学校纺织科的专业,课本全是英文原版,一点不觉困难,同时在丽新纺织厂理论联系实际,熟悉生产过程。1933年,我到英国曼彻斯特工业学院纺织机械系攻读,全凭在辅仁的底子,我一踏上英国的国土,就没有为语言工具担忧,不但能读懂教材听懂讲课,而且一切日常生活交谈也运用自如。说听能力,书面表达能力都达到了一般人不能相信的程度,这一切都不能不归功于辅仁,归功于当时的老师。        今天,在母校七十周年华诞之际,我衷心祝愿母校的教学更上一层楼,也殷切希望在校学生为四化建设立大志,下狠劲,化苦力。“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只有打好了基础,才能成就学业。愿二中师生取得更大的成绩。编辑:钮伟国

1950届校友秦伯益

         【本文作者秦伯益,辅仁1950届校友,中国工程院院士。】              1947年金风初起。简陋的课桌上两架显微镜一高一低。一个镜下有水一滴,一个镜下有切薄了的一片洋葱皮。同学们排着队,等待、猜测、好奇。不知镜下到底是啥东西?只见水滴中游浮的草履虫在嬉戏,洋葱皮上方方正正的细胞排得整整齐齐。这是许志仁老师为我们安排的第一个生物学实验设计,它使我第一次窥视了细胞和组织的奥秘。它第一次引起了我对生命物质的兴趣,它使我第一次思索着生命科学中的无数个谜。        四十年过去,阴晴晦霁。我学医,研究新药,探幽入微。从组织、细胞到分子、量子;从细胞、组织到器官、整体。从现在预测未来,从未来追溯过去。从国内到国外,从地面到天空、海底。从战时到和平,从高原到极地。从个体到社会群体,从亲代到子孙后裔。预防、治疗和保健;科研、医疗、教育和管理。时而步履艰难,时而一切顺利。有挫折、有委屈;有荣誉,有奖励。在生命科学的殿堂里,我忽而愁,忽而喜;忽而大彻大悟,忽而扑朔迷离。成败得失,荣辱是非;经风历雨,甘苦难计。我竟乐此不疲,爱得入迷。而这一切,却都起步于那只草履虫,那片洋葱皮。        老师的指点,老师的启迪。教师工作的社会效益到底该从那里算起?(1987年11月16日)编辑:钮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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